“歷史周期率”與“延安窯洞對話”——不忘初心,方能打破“歷史周期率”

時間:2020-02-01 17:30來源:學習時報 作者:薛鑫良 點擊:
1945年7月4日,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住處的窯洞里,與黃炎培(時任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參政員等職)進行了關于“歷史周期率”的談話,成為黨史國史上著名的“延安窯洞對話”。
  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,習近平總書記在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時明確指出,這次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;并強調“物必先腐,而后蟲生”。
  據《左傳》記載:春秋時期,魯莊公十一年(公元前683年)秋天,宋國遭遇了洪水災害。魯莊公派遣使者去宋國表示慰問。宋湣公對魯國使者說:“都是我不好,對上天不誠不敬,上天才降下了災難。讓貴國君王也連累擔憂了,真是感激不盡!”魯國官員臧文仲聽到宋湣公的這些話以后,感慨地說:“宋其興乎!禹、湯罪己,其興也勃焉;桀、紂罪人,其亡也忽焉。”
  本來,夏、商兩個王朝的興亡,不能單純地歸結于君王“罪己”或者“罪人”這一個原因;然而,君王“罪己”或者“罪人”,無疑是朝代興亡的重要因素。這就是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“歷史周期率”和“罪己者興,罪人者亡”的“興亡因果律”。

深謀遠慮的對話
  1945年7月1日,一架飛機由重慶飛抵陜北延安;乘客中有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。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到機場迎接。時年67歲的黃炎培讀過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撰寫的《西行漫記》《毛澤東自傳》等書籍。倆人心儀已久,這次在延安可謂一見如故。
  黃炎培等人在延安的“破冰之旅”訪問了五天,與毛澤東等人進行了三次共十多個小時的會談。雙方形成了《延安會談記錄》,包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“從速召開政治會議”等內容。
  7月4日下午,毛澤東與黃炎培彼此推心置腹,肝膽相照,暢所欲言,談古論今。
  黃炎培熟諳歷史,又有豐富閱歷。他在延安親身感受到了一種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清新氣象。同時,黃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團疑慮——中國的歷史有一種可怕的周期率,一種使人墮落、使物變質、使時間逆轉的無形的支配力。他坦誠地說:我生六十多年,耳聞的不說,所親眼看到的,真所謂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一人、一家、一團體、一政黨、一地方乃至一國,不少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起之時,都是艱難困苦,聚精會神,沒有一事不用心,沒有一人不賣力,力求從萬死中求得一生,因而無不顯得生氣勃勃、氣象一新。及至環境漸漸好轉了,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。有的因為歷時長久,自然地惰性發作,由少數演變為多數,到風氣養成,雖有大力也無法扭轉,并且無法補救。一部歷史,或政怠宦成,或人亡政息,或求榮取辱,總之沒有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。……國民黨初起時,不也是一個萬眾矚目的革命政黨嘛!共產黨會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?希望貴黨能夠找出一條新路,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的支配。
  黃炎培的一番話,使毛澤東頗有“心潮逐浪高”的感受。他坦然回答說:正所謂“君子之澤,五世而斬”“富貴不佐三代”,也包含了先生你講的這些道理。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,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。這條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;只有人人起來負責,才不會人亡政息。
  黃炎培聽罷,點頭表示贊同。當時,國民黨統治者把共產黨宣傳為“一群青面獠牙、十惡不赦的人”。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,這次到延安看到的卻是“只見公仆不見官”的景象:“一沒有貪官污吏,二沒有土豪劣紳,三沒有賭博,四沒有娼妓,五沒有叫化子,六沒有小老婆,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,八沒有萎蘼不振之氣,九沒有人吃磨擦飯,十沒有人發國難財”。這“十個沒有”的清正氣象,與他們在重慶等地看到的國民黨統治者“一句真話不講,兩面做人不羞,三民主義不顧,四處開會不絕,五院兼職不少,六法全書不問,七情感應不靈,八圈麻將不夠,九流三教不拒,十目所視不怕”的腐敗現象,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巨大的反差。
  1945年8月10日,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自己著述的《延安歸來》。他在書中寫道:“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,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。”“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,倒是不斷地要好,不斷地追求進步。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,前途希望是無限的。”有人勸阻他不要著書為共產黨作宣傳,以免遭受人身危險。他說:“我只是用樸素的寫真筆法寫出所見所聞所談,決不加以渲染。共產黨確實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,事實勝于雄辯,我黃炎培不作違心之論。”

民主政治的碩果
  毛澤東為什么說“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”呢?這就要從延安時期(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)毛澤東聞罵“罪己”、黨中央知錯即改、共產黨“其興也勃焉”的史實說起。1941年夏天,毛澤東先后兩次受到了農民“惡毒的咒罵”。當時,天空響雷,地上觸電,兩次劈死了兩個人。第一次,一個農民罵“老天爺不開眼,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”;第二次,農婦伍蘭花罵“世道不好,共產黨黑暗,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”。保衛部門要逮捕這兩個“反革命”,并把伍蘭花從清澗縣拘押到延安城,建議判處死刑,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公審以后就槍斃,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。
  毛澤東聞訊以后,兩次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,并嚴厲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觀念。他說:群眾發牢騷、講怪話,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,講了幾句尖銳一點的難聽話,就去追查,就進行打擊壓制。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,是神經衰弱的表現。我們是共產黨人,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,這是一個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。黨群關系就像魚水關系。
  毛澤東還把伍蘭花請到自己的住處,面對面地了解到“咒罵”的原因:一是農民負擔太重;二是干部作風敗壞;三是伍蘭花丈夫觸電身亡,家里還有七十歲的癱瘓婆婆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。因此,又悲又憤有怨氣。毛澤東囑咐保衛部門負責人:馬上派專人把伍蘭花護送回家,還要帶上公文,向當地政府講清楚,她沒有什么罪過,而是敢提意見的好人,并按困難戶給予照顧。
  伍蘭花回村以后,“先抓,后放”的消息不翼而飛,傳遍各地。鄉親們說:古人講,宰相肚里撐大船,毛主席、共產黨太厲害啦!得民心者得天下??!
  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自省,舉一反三;并與中央領導同志深入調查,發現“確實公糧(農業稅)太多,加重了農民的負擔”。陜甘寧邊區政府向農民征收的公糧,由1937年1萬石(1石約300斤),增加至1941年20萬石。其重要原因,就是機構膨脹,出現了“食之者眾,生之者寡”的嚴重矛盾,1941年的脫產人員總數,竟相當于1937年9月的5倍。
 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,毛澤東和黨中央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動,在根據地和解放區推行民主,汲取民意,保障民權,改善民生,節制民勞,爭取民心。例如,實行精兵簡政;開展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;創建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權;切實減輕人民負擔;堅決防治干部腐?。ㄖ贫ê蛯嵤蛾兏蕦庍厖^懲治貪污暫行條例》等法規。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肖玉璧,是1933年參加革命的紅軍戰斗英雄,全身負傷90多處,但蛻化變質,貪污3050元。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堅持“功不抵罪、罪不否功”的原則,于1941年12月底依法對肖執行死刑)……在黨的“七大”期間,毛澤東又先后四次作自我批評,檢討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;并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指出:“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,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。”
  “水可載舟,水可覆舟。”到1948年3月23日,毛澤東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陜北、進入華北的時候,黨員隊伍已經發展壯大至約290萬人,人民軍隊約240萬人,根據地民兵約300萬人。

居安思危的考問
  星移斗轉,人間滄桑。七十多年過去了,兩位政治家的“延安窯洞對話”言猶在耳、振聾發聵。“共產黨會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”的考問,留給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諸多的思考和警示。昭示我們。必須大力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,大力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。
  黨的十八大以來,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:“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,接受組織和人民監督天經地義。”“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,這是一條鐵律。”全面深化改革,“自己改自己,刀子很難切下去。”“要繼續加強民主監督。對中國共產黨而言,要容得下尖銳批評,做到有則改之,無則加勉。”
  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,常懷憂黨之心、恪盡興黨之責;既要防止“棒殺”,更要防止“捧殺”。構建良好政治新生態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,不“為人民幣服務”;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負責,不“唯上、唯書”;真心實意地讓人民作主,不搞“衙門作風”;自覺自愿地受人民監督,不搞特殊化。只有這樣,才能跳出“歷史周期率”,不忘初心,繼續前進。
 ?。ㄗ髡呦抵醒朦h校機關黨委原副書記)

(責任編輯:管理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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